【特别推荐】陈思广 |家构模式·文本旨意·艺术范式 ——《寒夜》新探

（本文刊于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本文作者：陈思广

摘要

     《寒夜》通过对汪文宣、曾树生及汪母三人的性格、身份及命运的展示旨在告诉人们，汪文宣的家庭境遇与他的个人悲剧命运是必然的。在家构模式中，女强妻＋男弱夫＋个性婆婆＋自尊心强是一种极危险的组构模式。由于在夫——妻——婆三者关系中，相互的循环链较为脆弱，仅以血亲或情感相联而非一以贯通，因此，这一家构模式与人物各自的自尊心，会使家庭成员之间矛盾丛生且具有持久性和尖锐性，婚姻也极不稳定，必然会在大概率上使男弱夫成为这一模式最坏结局的不幸承受者。这一艺术范式的生成缘由，缘自于1944年冬巴金决定创作《寒夜》以帮助赵家璧重建出版社；友人缪崇群、王鲁彦、陈范予等人患肺病而死的悲惨境遇，以及另一位朋友的太太及萧珊等新型女性的影子，使巴金以之为原型塑造出汪文宣与曾树生这两个典型人物；师法契诃夫及《小人小事》《憩园》等小说的创作，奠定了《寒夜》的基调与氛围；而曹禺《原野》的人物模式最终塑形了《寒夜》艺术范式的人物生成。

关键词：《寒夜》；家构模式；文本旨意；艺术范式；

      在巴金的全部长篇小说创作中，《寒夜》无疑是他最高成就的代表，这不是说作家围绕着汪文宣，曾树生以及汪母三个善良人的生活故事结构了全篇，而是说巴金以三人间的寒夜循环将《寒夜》的悲剧艺术推向了极致，不仅人物性格其及命运由之彰显，悲剧氛围及主题意蕴亦因之高度完美地相互交融，使得《寒夜》不仅成为巴金长篇小说中最为成功的艺术范例，也成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上最为厚重的经典之一。不过，巴金为什么要写一个婆媳之间的矛盾冲突致使老实人失命、整个家庭崩散的故事呢？难道只是为了暴露黑暗时代小知识分子的出路与绝路吗？不错，就《寒夜》的寓意，巴金曾在多种场合多次做过类似的表述，但如果我们仅仅认同这一点，我们该如何解释作者的选材呢？如何解释婆媳之“战”具有其持久性和普遍性呢？又怎么解释在时代与社会中，现实的普遍情形是老实人吃亏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呢？或者说，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思路，从小说的人物模式与命运结局中，看看巴金试图通过《寒夜》给我们传递了一个怎样的构想与寓意，进而探究其艺术范式的生成及缘由呢？

（1947年3月初版封面）

一、性格·身份·命运

      众所周知，《寒夜》的开篇就写抗战后期重庆的人们在寒夜中躲空袭，但汪文宣却并不急于寻求安全，而是心事重重地寻找着曾树生。因为他们夫妻昨晚吵了架，曾树生一气之下冲出了房门。不过，汪母对此却并不在意，暗中还有一点高兴。这当然传递了一个信号：她们婆媳之间存在着芥蒂。然而，随着情节的稍次展开，读者很快就发现，不仅是她们婆媳之间矛盾尖锐，即便是夫妻之间、母子之间，也夹杂着矛盾。这就使读者不免疑惑：这三个善良的人之间为什么会发生矛盾冲突呢？这就不能不从他们三人的性格说起。

      汪文宣是一个安分守己、忍辱苟安、怯懦卑谦、遇事迁就退让但忠厚善良、普通平常的校对员，也是一个有着职员、丈夫、父亲、儿子四重身份的老实人。作为职员，他本分，尽责，但懦弱、多疑的性格，使他在书局中极为普通，工作待遇与地位也较为低下。他遇事从不正面抗争，即便是有强烈的不满，也只是默默地将内心的愤怒压抑在心头。小说写到当同事提出加薪被周主任拒绝时，汪文宣心里愤愤地说：“那么你就一个钱也不给，不是更好吗？”他在一边暗暗骂道：“你年终一分红，就是十几二十万，你哪管我们死活！要不是你这样刻薄，树生怎么会同我吵架？”但实际上，“他连鼻息也极力忍住，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怕周主任会注意到他心里的不平。”他是一个遇事宁肯自己死扛也不愿给他人添麻烦的老实人。不幸患病后，“他不肯让母亲和妻子知道他吐血的事。第二天他居然有力量到公司去办公。晚上睡得不好，精神相当差。仍旧是那单调的工作，和纠缠不清的译文，周主任和吴股长的敌视的眼光和同事们的没有表情的面孔。他忍受着。他捱着时刻。他的心并不在纸上。他也弄不明白自己究竟校出多少错字来。听见开饭的铃声，他放下笔，轻轻叹一口气，他仿佛就是一个遇赦的犯人。他胃口还是不好，他吃得少，也不讲话，他觉得全桌子的眼光都带着怜悯在看他，他不安起来。好容易放下碗，他又像得救似地嘘一口气，离开饭桌。他不敢看旁人，也没有谁理他。”懦弱的性格使他如同一个多余人一般几乎失去存在的价值。但懦弱并不是他的错，可那个社会又怎么能容得下这样一个老实人呢？作为丈夫，他自卑、隐忍，严重倾斜的经济地位使他不得不以依附、乞求的角色反向出现在妻子曾树生面前，这也导致他人格的卑微与精神的痛苦。且不说他遇见树生与陈主任同赴咖啡店时那不知所措、垂头丧气的神情，只看小说写他到大川银行找树生时的怯懦心理与情形，就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

       他到了××银行。没有到办公时间，大门还关着。他又没有胆量从侧门进去。要是她还没有回来？要是她拒绝见他，或者见到他不给他一个笑脸，不回答他一句温和的话，他怎么办呢？他的笨拙的口舌能够表达他的感情么？他能够使她了解他的苦衷，明白他的胸怀么？他能够说服她，感动她，使她满意地跟着他回家去么？……他想着，他的决心动摇了，勇气丧失了。他迟疑着，不知道应该把脚朝前放或者向后移好。他在侧门前立了两三分钟，终于垂着头转身走开了。

       一阵高跟皮鞋的响声使他抬起头来，他已经走了十多步了。她就立在他面前，还是先前那一身装束。她迎面走来，认出了他，便停了步。她惊讶地看他，她动一下嘴，好像要说话，但忽然又把脸转开，默默地走了。

      “树生，”他鼓起勇气叫了一声，他觉得自己心跳得厉害。他等待着她的表示。
　　 她转过头来，带着诧异的眼光看他，不作声，他声音颤抖地再叫一声。她向他走来。

　　 “什么事？”她冷冷地问了一句，连她的眼光也是冷峻的。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刻钟的时间？我有话跟你谈。”他低着头说，声音还有点颤。　　

      “我要上办公去，”她简单地答道。

      “我有点要紧事跟你谈谈，”他红着脸，像一个挨了骂后的小孩似地说。

      她的表情软化了，停了片刻，她低声说：“那么你五点钟到行里来找我。”

      “好的，”他差不多要流泪地感激说。

      她略略打量他一眼便走了。他望着她的背影在银行侧门中消失。       

      这哪里是丈夫找妻子，简直就像奴仆求见主人。汪文宣那小心翼翼、忐忑不安、犹豫不决、畏手畏脚、担惊受怕、局促不安、愁苦沮丧、感恩戴德的心理，令人充满同情，从中显现的卑微的汪文宣与自强的曾树生之间严重失衡的夫妻关系亦让人感叹不已。虽然丈夫的收入即便低于妻子也并非不可理喻，但这在汪文宣看来却极为羞愧难当。一个丈夫竟远没有妻子的收入高，这在中国的夫权社会里是多么难堪的现实啊！他无法在家里抬头，更无法依靠自己的薪水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长期的营养不良与工作劳累，使他与妻子的体质差距越来越大。长期的低质量的生活状态与压抑的无休止的精神痛苦使汪文宣身心俱疲，最终在孤寂与病痛的折磨中无声无息地倒下。作为父亲，他有溺爱之心却无助学之力，他愧疚自己完全无力承担小宣上贵族学校的费用，他所能做的，就是不使孩子辍学，别无他法。作为儿子，他忠孝、谦忍，对于母亲更是唯唯诺诺，为服从母亲的旨意，他常常忍气吞声、言不由衷地表达自己对曾树生言行的看法。例如，他本来想写一封信求树生回家，但母亲并不希望如此，于是他就在信里表示他并不关心她是否回来。他也常常在对母亲的妥协中寻得一丝安慰，但同时又对自己的违心与软弱悔恨不已。在婆媳之间，他主张息事宁人，试图两边讨好但两边都不落好，他更希望婆媳之间能够和好，哪怕他吐血也值得，但实际上这完全是他一厢情愿的幻想。这就使得他不得不在妻子与母亲的夹缝中备受煎熬。这种自残自毁的行为最终非旦没有换回夫妻间的感情与家庭的温暖，反而加剧了病魔吞噬他的速度，他的愿望与生命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电影《寒夜》剧照）

      曾树生是位年轻美丽、充满活力、不甘寂寞但又孤独、多虑，行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新型职业女性，也有着职员、妻子、母亲、儿媳这四重身份。作为职员，她性格活泼，富有朝气，游刃有余地从事银行的接待业务，她的这一性格与工作性质以及待遇，与汪文宣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她毕竟学教育出身，在银行这个专业性较强的行业中不仅难以出头，还时常被人欺负。这也是她萌生出走念头的原因之一。作为妻子，她爱怜汪文宣，在得知丈夫患病后，她流着泪恳切地央求他早日去治疗，不要耽误，也不要顾虑经济问题，她希望能以自己的力量帮助丈夫战胜病魔，或者出现奇迹。她的内心也很矛盾，一方面她爱汪文宣，另一方面丈夫的现状又让她对未来感到绝望，她徘徊在留与去之间——彷徨在做传统的贤妻良母还是做现代的自主女性之间。也因此，她忍受着婆婆对她的非难，承受着无望的婚姻，直到现实彻底击碎她传统的角色定位时，她才不再迟疑，决定离开这个家。小说的第十八章当曾树生与汪母刚吵过架，而汪母出去请医生时，作家详尽描写了曾树生此时的心情：

       “这种生活究竟给了我什么呢？我得到什么满足么？”

       她想找出一个明确的答覆。可是她的思想好像被困在一丛荆棘中间，挣扎许久，才找着一条出路：

       “没有，不论是精神上，物质上我没有得着一点满足。”

       “那么我牺牲了我的理想，换到什么代价呢？”

       “那么以后呢？以后，还能有什么希望么？”她问自己。

       她不由自主地摇摇头。她的脑中装满了近几年生活中的艰辛与不和谐。她的耳边还隐隐约约地响着他的疲乏的，悲叹的声音，和他母亲的仇恨的冷嘲，热骂，这样渐渐地她的思想又走进一条极窄的巷子里去了。在那里她听见一个声音：“滚。”就只有这一个字。

       她轻轻地咳一声嗽。她回头向床上看了一眼。他的脸带一种不洁的淡黄色，两颊陷入很深，呼吸声重而促。在他的身上她看不到一点力量和生命的痕迹。“一个垂死的人！”她恐怖地想道。她连忙把脸又掉回窗外。

　　 “为什么还要守着他？为什么还要跟那个女人抢夺他？‘滚！让你拿去！我才不要他！’陈主任说得好，我应该早点打定主意。……现在还来得及，不会太迟！”她想道。她的心跳得厉害。她的脸开始发红。

　　 “我怎样办？……‘滚！你说得好！我走我的路！你管不着！’为什么还要迟疑？我不应该太软弱。我不能再犹豫不决。我应该硬起心肠，为了自己，为了幸福。”

     “我还能有幸福么？为什么不能？而且我需要幸福，我应该得着幸福……” 

 

（电影《寒夜》剧照）

      可想而知，这样的家庭氛围对于她而言，是既看不见当下又看不到未来的家庭，是她即便做出牺牲也无法换来幸福的家庭。床上是“一个垂死的人”，家里是一个“仇恨和冷嘲，热骂”的汪母，她除了离开，别无选择。也只有离开，才有可能找到属于她——属于一个现代女性所渴望的独立地掌握自我命运的幸福，虽然这个幸福还有些不踏实，但总比“闷死”在家里要好得多。也正因此，她到兰州后在信中向汪文宣正式表明了他们事实婚姻的终结。这不是曾树生的冷酷，这是她的无奈，也是她的解放。不过，在此后的日子里，她依旧践行她之前的承诺，按时给汪文宣寄钱，使他们的生活不至于陷入绝境。作为母亲，她有心无实，似乎又淡然，冷漠。她想对小宣表现出母性的温存，但小宣总是回应得十分隔膜，她也只好在经济上予以支持外，就无计可施了。她把小宣对她的冷淡归结为婆婆的教唆，所以在分手后她放弃了对小宣的抚养权，小宣也在父亲死后，由婆婆带回了乡下。作为儿媳，她信奉现代女性的自我平等观，与恪守传统的汪母形成了难以调和的观念对立，形成了报复与反报复的话语冲突。婆婆讥讽她与汪文宣没有正式结婚，她则嘲讽婆婆缠过小脚；婆婆搬出旧的长辈的气势试图强势管压，她则以新的独立的女性姿态强硬拒绝，使二人之间的矛盾势不两立，水火不容。这让汪文宣痛苦万分，更令他百思不得其解：“她们究竟为着什么老是不停地争吵呢？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家庭，这么单纯的关系中间都不能有着和谐的合作呢？为什么这两个他所爱而又爱他的女人必须像仇敌似地永远互相攻击呢……”这也许是中国永远无法解决的一组矛盾，但毋庸置疑的是，婆媳之间的冲突在客观上坚定了她离开这个家的决心。不过，曾树生还有一个疑似的身份，那就是陈主任的“情人”，但作家将这一身份写得极为克制，虽然树生与陈主任关系暖昧，陈主任也向她表达了爱意，树生也随他去了兰州，但她最终没有迈出同居的那一步。虽然如此，巴金还是深刻地揭示了她烦乱、彷徨、矛盾的心境，以及在道德与人性之间的冲突，使曾树生这样一个充满个性的、健康的、活泼的，但又是压抑的、煎熬的、寂寞的、悲哀的新时代女性的多重性格及命运，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1980年2月版封面）

      汪母是一位传统而守旧、心本善良的旧式妇女。作为母亲，她有着绝大多数母亲都有的母爱情怀与自私的爱意。对自己的儿子，孙子，她含辛茹苦，无私奉献，不求回报。为了给儿子治病，她毅然卖掉丈夫送给她的纪念品，无微不至地照顾着病重而无望的儿子，在汪文宣绝望时用慈祥的母爱安慰他，给他以最后的希望。作为奶奶，她挚爱自己的孙子小宣，显出隔代亲情的疼爱。但作为婆婆，她与树生成见很深，甚至可以说是深仇大恨，两人的矛盾完全不可调和。小说有一处描写非常有意思，这是汪母得知树生因晚上跳舞要晚点回来后，指责她不守妇道时，汪文宣的反应与母亲的对话：

       他摇了摇头，过了半晌，才无力地吐出一句：“妈，她不是一个坏女人。”

       母亲听着这意外的答话，起初有点不懂他的意思，但马上就明白过来了，她略带恼怒地说：“她不是坏人，那么我是坏人吧。”
　　  “妈，你不明白我的意思，”他着急地央求道。“我并不是在袒护她。”
　　 “哪个说你袒护她！”母亲脸上微微露出笑意来，她的怒气渐渐地消失。“我看，她把你迷住了。”

      这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感悟。夫妻间迷住了有什么不好？不怕迷住了，就怕迷不住。但这在汪母看来，却恰恰是儿子的一个错误。这看似不可理喻的细节，却将汪母对儿子的爱与对媳妇的怨清楚地写在了脸上。

      问题是，汪文宣一家这幕令人痛惜的悲剧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如果是偶然的，那是否是因为婆婆以“姘头”之词恶毒地羞辱了与儿子有事实婚姻的儿媳就导致了家庭解体呢？或者刻薄成性、漠视职员的周主任辞退了汪文宣，精明活泛、风度不凡的陈主任带走了曾树生，致使汪文宣失去了最后的生活希望吗？显然不是。因为曾树生虽然痛恨汪母这一毒刺般的用语，但她并未因之立刻离开汪文宣；汪文宣被辞与曾树生去兰州时，他的病已进入晚期，与他生命的终结没有必然的关系。当然，他们都是悲剧的推助者，他们的言行间接地加速了汪文宣的死亡。如果是必然的，那么，汪文宣之死与家庭解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汪文宣的家庭境遇与他的个人悲剧是必然的，汪文宣家庭的成员组构模式以及他们各自固守的强烈的自尊心是导致家庭必然解体的重要原因，也是客观上造成汪文宣死亡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说，这一家构模式与人物各自的自尊心，决定了家庭成员之间矛盾丛生且具有持久性与尖锐性，婚姻也极不稳定，必然会在大概率上导向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为什么这样说呢？ 

二、女强妻·男弱夫·自尊心

      我们知道，就世界的家构模式而言，男强女弱是最为普遍的夫妻组合模式，中国也不例外。这是稳定度与幸福指数都最高的家构模式。因为男人天生就有一种大男子主义，喜欢俯望，自然希望在自己的女人面前表现出男子气概。而女人需要有一种安全感，喜欢仰望，当然希望自己的男人能够成为自己的终身依靠。所以，男强女弱的组合也就成为情感度与稳定度及家庭幸福指数最高的一种夫妻模式。如果女强男弱，即，女人的仰望与男人的俯望发生翻转时，女人的内心必然会产生失落感，久而久之必会轻看男人，男人的自尊心亦会因之受到打击，而且反差越大，对男人的自尊心打击越大，其婚姻的稳定度与幸福指数也就越低。当然，如果男方自尊心较弱，甘心摆出一副吃软饭的样子，女强妻也愿成为家里的主宰，夫妻之间或可相安生活，但这种概率极低。若男方自尊心较强，不甘心于此，再伴有一个自尊心也强的婆婆与之共同生活，那家庭的崩溃与弱男人的悲惨结局，则无法避免。

      汪文宣家庭成员的构成恰恰就是女强妻＋男弱夫＋个性婆婆＋自尊心都强的组构模式（虽然有个孩子，但这个孩子完全不能左右家庭的走向）。这样的家构模式，自然是矛盾性最大、稳定性最差、幸福指数最低的家庭，而三人各自强烈的自尊心，更决定了这类家庭的崩溃与弱男人的悲惨结局。小说中所写的一切，就印证了这一点。当然，如果曾树生只在某一方面稍强于汪文宣，汪文宣亦有所长顶撑一面的话，那这个家庭或许还可以维持，但当曾树生全面强于汪文宣时，即成为名副其实的女强妻时，汪文宣的大男子气概则无以附存，走向崩溃甚或死亡只是时间问题。

      那么，曾树生成为女强妻的资本是什么呢？我认为有三点：首先是经济之强。曾树生的经济收入不仅稳定，而且远高于汪文宣，这就使她拥有家庭的自主权与平等权。如，她坚持让小宣继续上贵族学校而不担心高昂的学费，即便丈夫与婆婆都不赞成她也不为所动。相应地，对丈夫的依附性也大为降低。如，她可以独自出去参加舞会甚至晚归，或者去咖啡厅、饭店等进行消费而无须征得丈夫的同意。这是曾树生成为女强妻的最重要的资本。当然，我们称曾树生为女强妻并不是指她在丈夫汪文宣面前性格之强，而是指她的生存能力以及随之提升的自信心之强。其次是面容与身材之美。女人的美丽与身材当然是塑造自信的重要资本，以之作为一种获取经济资源的辅助手段也不足为奇。曾树生即是如此。她在大川银行能有较高的薪水，与她的丽质及因之受到领导的赏识是分不开的。以至于汪文宣看到经济条件优越的妻子可以保持自己美丽的面庞与丰满的身材，而自己却面黄肌瘦，如同枯枝败叶时自惭形秽地发出这样的叹息：“她，她是天使啊，我不配她！”这已不是夫妻间的比较，简直就是美与丑的对比（至于曾母蔑称其为“花瓶”当然是一种酸葡萄心理）。再次是性格之活泛。曾树生性格外向，活泼开朗，散发着年轻人的朝气与活力，处事也较为活泛，所以在银行工作较为顺手。而汪文宣则与之完全相反。这些强烈的反差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使曾树生对汪文宣感到失望并最终选择离开。

      同样，汪文宣沦为男弱夫的原因是什么呢？也有三点：首先也是经济之弱。汪文宣与曾树生的收入完全不对等，使他无法肩负起本应作为一家之主的家庭重担。小说开头写汪文宣为了劝树生回家，只好答应妻子的约定五点下班后再来找她。他被妻子带进咖啡店后作家这样写道：

       国际对他是很陌生的。他觉得厅子布置得十分好看，尤其是天青色的窗帷使他眼睛里充满了柔和的光。家具全是新的，狭长的厅子里坐满了客人，可是谈话声并不嘈杂。只有靠里一张临街的桌子还空着，他跟着她走去坐下了。

      “这个地方我还是头一回来，”他说不出别的话，就这样说了。

      她脸上现出怜惜的哂笑，她低声说：“拿你那一点薪水，哪里能常到咖啡店啊！”

      他觉得一根针往心上刺，他低下头来，自语似地说：“从前我也常坐咖啡店的。

      从妻子进店后轻车熟路的样子他就知道这是她常来消费的地方，而作为丈夫的他却只能如小跟班似地跟在妻子后面，全然没有男主人的气派，没话找话地冒出一句“头一回来”更暴露了他这些年来经济拮据与生活落魄的现实。果然，他的这句话遭到了妻子“怜惜的哂笑”并做了回应。树生的表情是无意的，语态也是低声的，说的也是真实的，但这在丈夫汪文宣听来，却如同“一根针往心上刺”，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他不由地低下头，以从前的“阔”来抵挡眼下的贫。夫妻间巨大的经济反差将汪文宣本应作为丈夫的俯望完全翻转成仰望，他无奈但又不得不接受沦为男弱夫的现实。然而，伤害他的还不只是夫妻间的女强男弱，更残酷的现实是，他那点微薄的薪水不仅不能让他过上他所向往的体面的生活，而且年过半百的母亲也如同老妈子一般与他一起吃苦受累，这让他这个孝子近年来愧疚不已，寝食难安。这样窘迫的处境让他的大丈夫气概从何而来？他只能无声无息地将从前的平等与幸福埋藏在他不忍回想的记忆里。其次是亲情心之失控。按理说，亲情心应该是家庭幸福的粘合剂而不是家庭崩溃的分离器，但那常常是建立在男强女弱的家庭中。在女强男弱的家庭里，男弱夫的亲情心如何平衡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因为，在夫——妻——婆三者关系中，相互的循环链是较为脆弱的，仅以血亲或情感相联而非一以贯通。但由于血亲关系是先天的，往往能克服众多排它因素得以维系；而情感关系是后天的，在克服其他排它因素上就存在变数。这也是儿媳与婆婆之间在既无血缘又无情感中存在巨大变数的重要原因。没有婆婆，夫妻因感情可以依存；没有儿媳，母子因血缘可以依存；没有丈夫，婆媳则难以依存，家庭亦将解体。特别是男弱夫在亲与情之间的选择稍有失衡，就会触发女强妻的强烈抵触，引发更激烈的矛盾冲突。汪文宣即是如此。

      在妻子与母亲的矛盾冲突中，他起始想努力平衡亲情心，如婆媳争吵时，他先是对母亲说：“妈，不要说了，树生的意思其实跟你的并没有不同”，尽力释解；然后又对树生说：“树生，你不要多说。都是我不好，连累大家受苦，也怪不得妈”，主动揽责；但无济于事。之后他又倾向于亲但又寄爱与情，同样收效甚微，母亲与树生照样针尖对麦芒。面对母亲，他一片孝心；面对妻子，他一片爱意，但面对婆媳之战，他无能为力。他不能斩亲，亦不忍断情，除了敷衍和拖外，别无他法。他哀求她们不要再吵，最后换来的依然是分离与失控。这几乎也是男弱夫家庭的必然命运。再次是汪文宣性格之懦弱。汪文宣性格内向，且自闭猜疑，老气横秋，近乎木讷，在书局工作倍受轻视。这样的性格，要想取得更好的发展前景，绝无可能。正是由于汪文宣经济地位低，性格又软弱，丧失一家之主的地位与掌控力，导致他亲情心失控，结果自然是两头不落好，自己也深陷自责与痛苦中。

（1983年4月版封面）

      这是不是说只要是女强妻＋男弱夫＋个性婆婆就一定导致家庭的分崩离析呢？那倒不一定，虽然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但如果是女强妻＋男弱夫＋个性婆婆＋自尊心强的家构模式，则一定会导致家庭分崩离析甚或男弱夫的死亡。我们知道，婆媳关系在中国被称为“天敌”，虽然有些夸张，但婆媳难处却是不争的事实。这其中，除心胸狭小，相互猜忌外，横亘在婆媳中间最核心的性格因素就是自尊心。如果一方自尊心强，另一方自尊心弱，还罢了，无非就是弱方受制于强方。但如果双方自尊心都强，都有自己的理由，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谁都不服谁，婆媳之间就一定会矛盾丛生。再如果是女强妻，男弱夫，那婆媳之间的矛盾以及家庭前景的暗淡是完全可以想见的。《寒夜》所表现的就是这样一个家庭。由于汪文宣自尊心虽强但完全处于弱势，只能在夹缝中苟活。而汪母与曾树生则都有极强的自尊心，都认为自己占理，都不愿意向对方妥协，加之两人年龄相当（一方不太小另一方也不太老），就使得这个家庭几无宁日，以至于汪文宣在失望中忍不住怨愤地叫道：“我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呵！没有谁真正关心到我！各人只顾自己。谁也不肯让步！”从作品中我们也看到，无论衣食住行，无论家事国事，汪母与曾树生从来都是针锋相对，互不相让，都认为自己是正确且在理的一方，只有在汪文宣的治病与休养上，以夫妻关系作为缓冲素，血缘关系作为解压阀，双方才有暂时的妥协，其它则是永无休止的争斗，致使鸿沟越来越大，终不可弥合。这样长期的对立冲突与压抑氛围让年轻而向往自由痛快地生活的曾树生如何能继续忍受？所以她在给汪文宣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说的全是真话。请你相信我。像我们这样地过日子，我觉得并没有幸福，以后也不会有幸福。我不能说这全是你错，也不能说我自己就没有错。我们使彼此痛苦，也使你母亲痛苦，她也使你我痛苦。我想不出这是为了什么。并且我们也没有方法免除或减轻这痛苦。这不是一个人的错。我们谁也怨不得谁。不过我不相信这是命。至少这过错应该由环境负责。我跟你和你母亲都不同。你母亲年纪大了，你又体弱多病。我还年青，我的生命力还很旺盛。我不能跟着你们过刻板似的单调日子，我不能在那种单调的吵架，寂寞的忍受中消磨我的生命。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我不能在你那古庙似的家中枯死。我不会对你说假话：我的确想过，试过做一个好妻子，做一个贤妻良母。我对你始终没有恶感，我的确愿意竭力使你快乐。但是我没有能够做到，我做不到。我自己其实也费了不少的心血，我拒绝了种种的诱惑。我曾经发愿终身不离开你，体贴你，安慰你，跟你一起度过这些贫苦日子。但是我试一次，失败一次。你不了解我这番苦心，不管你怎样对我好。（你并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你母亲愈来愈恨我。她似乎把我恨入骨髓。其实我只有可怜她，人到老年，反而尝到贫苦滋味。她虽然自夸学问如何，德行如何，可是到了五十高龄，却还来做一个二等老妈，做饭，洗衣服，打扫房屋，哪一样她做得出色！她好像把我看作在奴使她的主人，所以她那样恨我。我至今还记着她骂我为你的“姘头”时那种得意而残忍的表情。

      这不是她一时的冲动，而是她长久的思考。这其中固然有婆媳间代沟导致的矛盾，但更多的是因双方强烈的自尊心导致矛盾激化的结果，只不过汪文宣成为这一模式最坏结局的不幸承受者。

（2017年11月版封面）

      由此我们认为，巴金的《寒夜》旨在告诫人们，汪文宣的家庭境遇与他个人的悲剧命运是必然的。由于他们的家构模式恰恰是女强妻＋男弱夫＋个性婆婆＋自尊心强这种极危险的组构模式，就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矛盾丛生且具有持久性和尖锐性，婚姻也极不稳定，也就会在大概率上使男弱夫汪文宣成为这一模式最坏结局的不幸承受者。那么，巴金为什么要这样写呢？换言之，《寒夜》的艺术范式及其生成缘由是什么呢？

三、赵家璧·契诃夫·曹禺

      1947年1月，《寒夜》付梓，巴金在其《后记》中这样写道：

      1944年冬天桂林沦陷的时候，我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社楼下一间小得不可再小的屋子里，晚上常常得预备蜡烛来照亮书桌，午夜还得拿热水瓶向叫卖“炒米糖开水”的老人买一点白开水解渴。……有一天赵家璧兄突然来到文化生活社找我，他是空手来的。他在桂林创办的事业已经被敌人的砲火打光了。他抢救出来的一小部分东西也已在金城江的大火中化为灰烬。那损失使他痛苦，但他并不灰心。他决意要在重庆建立一个新的据点，我答应给他帮忙。我了解他，因为我在桂林也有着同样的损失。

     于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我开始写了长篇小说《寒夜》。

       帮助好友赵家璧度过难关。这就是巴金创作《寒夜》的最初动机。但，具体写什么与怎样写呢？

      1942年10月25日，巴金在《现代文艺》第6卷第1期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兄与弟——小人小事之二》，这篇写兄弟间经济纠纷的小故事并没有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直到巴金又将两个短篇小说《猪与鸡——小人小事之一》《夫与妻》与他的几篇旅途通讯合集为《小人小事》由文化生活出版社于1943年4月初版后，细心的读者发现，巴金的创作风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之后，巴金又将《生与死——小人小事之四》和《女孩与猫》与上述三篇小说仍以《小人小事》为名于1945年12月结集初版，这时，人们才确认：巴金真正开始将他的笔转向底层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了。的确如此，这是巴金再次阅读契诃夫的小说后深刻的感悟。

巴金

      1954年7月7日，巴金在《人民文学》七月号发表《纪念契诃夫的话》一文，纪念契诃夫逝世50周年。在文中，他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在三十年前，我还不到二十岁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契诃夫的作品，我读过的不只一篇（那个时候他的短篇译成中文的为数也不少），我读来读去，始终弄不清楚作者讲些什么。我不能怪译者，本来要从译本了解契诃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转述他的故事并不困难，难的是要把作者那颗真正仁爱的心（高尔基称契诃夫的心为“真正仁爱的心”）适度地传达出来。要是译者没有那样的心，要是读者不能体会到那样的心，我从译文里能得到什么呢？我在那个时侯不能接受契诃夫的作品，唯一的原因是我不了解它们。……

      以后我仍然常有机会接触到契诃夫的作品。于是又来了一个时期：我自以为我有点了解契诃夫了。可是读着他的小说，我感到非常难过。我读得越多，我越害怕读下去。我常常想：为什么那些人就顺从地听凭命运摆布，至多也不过唉声叹气，连一点反抗的举动也没有？我好像看见一些害小病的人整天躺在床上、闲谈诉苦、一事不做、等待死亡，我恨不得一下子把他们全拉起来。尽是些那样的人！尽是些那样的事！……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写小说了，……我的年轻主人公需要的是热情和行动。而这些东西我以为和契诃夫小说里的那种调子是不一样的。……

     现在我是一个契诃夫的热爱者。这是我读契诃夫作品的第三个时期了。我走过了长远的路才来到这里。……我到处都发见契诃夫所谓的“霉臭”，到处都看见契诃夫笔下的人物，他们哭着，叹息着，苦笑着，奴隶似地向人乞怜，侥幸地过着苟安的日子，慢慢地跟着他们四周的一切崩溃下去，不想救出自己，更不想救人。……

      契诃夫写那种人物，写那种生活，写那种心情，写那种气氛，不是出于爱好，而是出于憎厌；不是为了欣赏，而是为了揭露；不是在原谅，而且在鞭挞。他写出丑恶的生活只是为了要人知道必须改变生活方式。……

      他怜悯地然而严肃地警告人们：你们要不改变生活方式，就得灭亡。

      ……今天重读契诃夫留给我们的东西，我还感觉到他那颗仁爱的心在纸上跳动，我感觉到他的爱与憎。他的爱与憎引起了我的共鸣。这个伟大的小说家并没有死，好像他就坐在我面前，用他那温和的眼光望着我，带着忧郁的微笑说：“告诉他们，这样不行啊！”

      这是巴金三读契诃夫后的真诚感受，也是他深受其影响并由衷敬佩契诃夫的肺腑之言。这种由不了解到理解到热爱的过程，正是巴金对契诃夫的创作艺术由含混到明了到共鸣的过程。从契诃夫的创作中，巴金深切地体会到，通过文学创作宣传自己对革命道路的认识并以此改造社会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表达自己对黑暗社会的抨击与对光明前途的向往，并非就是着力塑造高声呐喊或投身社会的革命者，像契诃夫那样表现底层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形象反而更有力，更令人震撼。洞彻了这一理念后，他很少再描写革命者的形象，而是将自己的笔转触到底层的百姓中，转触到那些不引人注目的悲苦者的心灵里，倾听他们的喜怒哀乐，感受他们的悲欢离合，在深切的同情与辛辣的批判中，寄托自己对现实的思考与对光明的憧憬。他开始自觉地师法契诃夫那样书写渺小的人和渺小的事，如写兄弟之间的失和与失悔（《兄与弟》）；写丈夫的凶横与妻子的委屈与不平（《夫与妻》）；以及写夫妻的恩爱与庸医害命（《生与死》）等，并将这些作品结集为《小人小事》即是如此。这是巴金创作的转向，也是巴金对契诃夫创作的前师法。

      1941年1月，巴金重返离别18年的成都。此时，一切已物是人非，昔日的老宅早已易主，五叔也沦为小偷后死于狱中。虽然这是他早已料到的结局，但毕竟是令人悲叹的挽歌。他由之想到了契诃夫的戏剧《樱桃园》。于是，二个寄生虫——朗涅夫斯卡雅、加耶夫与三个败家子——杨老三、姚国栋、小虎的人物模式，长宜子孙却人财两空的人物命运，以及怀旧、惋惜、痛快、满足同时又带有挽歌基调的创作情态，便自然而然地诉之笔端。《憩园》也成为契诃夫激活巴金小说创作的又一个蓝本——虽然这种借鉴稍显表象的印迹。

       1941年2月，巴金的挚友陈范予在武夷山病逝。1944年8月，作家王鲁彦患肺病在桂林逝世。1945年1月，友人缪崇群也因肺病在北碚去世。接二连三发生的友人的悲剧和临死前的凄惨悲境，触发了巴金为他们书写与呐喊的冲动。契诃夫的艺术法则自然成为巴金师法与融创的不二选择。的确，《寒夜》这部表现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凄惨命运的长篇杰作，不仅创作旨向趋同——“通过他那些‘小人物’写出了他那个时代和当时社会的病史”；人物视点与情感的师法与融创度趋同——以平视的视角写出了普通人令人同情亦令人心酸的生活与遭遇，他们的善良与温顺，他们的挣扎与反抗，他们的无奈与悲哀，而作者由之透出的情态与立场，与契诃夫表达俄罗斯人间地狱的情态图式，全然相同；甚至在细节设置的师法与融创度上也极为趋同——只要我们比较一下契诃夫的《一个官员的死》中小职员切尔维亚科夫因打喷嚏的不慎而自寻烦恼并因之死亡的悲剧，当我们看到《苦恼》中姚纳儿子去世无人诉说只得向马倾诉时的凄凉，我们再回看《寒夜》中汪文宣的胆小、懦弱，凄然离世的情形，以及汪母孤独寂寞无处安妥的心灵，官员之死的师法与悲境的借鉴就显得一目了然。尤为重要的是，在现实主义神髓的继承与发扬上，《寒夜》的思想倾向完全从情节与场面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如生活一样真实、形象而又朴素、自然，真正继承与发扬了现实主义的神髓，也将契诃夫小说创作的神髓发挥得淋漓尽致。也因此，它不仅是巴金创作道路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巴金师法与融创契诃夫创作艺术的巅峰之作。

       那么，具体到《寒夜》这一家构模式的人物生成缘自于何处呢？我认为，这是巴金受曹禺《原野》的影响所致。在《寒夜》第二十章末，当曾树生无意间拿起儿子小宣刚才看的那本书时，巴金这样写道：

      她把眼光放到拿在手里的书上去。她首先看到两个红字：《原野》。是曹禺写的那个剧本。她看过它的上演。可是又听说后来被禁止了，不知道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戏，多么巧！戏里也有一个母亲毒恨着自己的儿媳妇。那个丈夫永远被夹在中间，两种爱的中间受苦。结果呢？那结果太可怕了！她不会弄出那样的结果，她不是那样的女人！

      请读者注意这几句：“戏里也有一个母亲毒恨着自己的儿媳妇。那个丈夫永远被夹在中间，两种爱的中间受苦。”更请读者特别留意作品名“《原野》”与“也”“毒恨”这三个字和三个人物及其关系：母亲、儿媳、儿子。表面看来，这似乎是曾树生的无意一瞥，仿佛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无需细究就可断定，这绝非偶然，而是必然。这一细节确凿无疑地表明，《寒夜》中女强妻＋男弱夫＋个性婆婆＋自尊心强的家庭模式受启于曹禺的《原野》，也将巴金化用的心迹清晰无比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只不过，巴金在这里没有套用复仇的模式，而是将契诃夫的传统发扬光大了。当然，婆媳之战在中国千年未绝，巴金自然耳濡目染，他在《寒夜》中进行必要的艺术加工也极为正常。正如他说：“我最初在曾树生的身上看见一位朋友太太的影子，后来我写下去就看到了更多的人，其中也有萧珊。”但“关于他们，我还想声明一次：生活是真实的，人物却是拼凑拢来的。” 只是这是文学创作的通则，也太笼统，我们就不细究其源了。

（2020年7月版封面）

      至此，《寒夜》艺术范式的生成及其缘由可做如下表述：1944年冬，赵家璧来到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楼下找巴金，决意重建出版社，希望巴金能在创作上提供帮助，巴金答应他并于这年冬天开始写作《寒夜》；友人缪崇群、王鲁彦、陈范予等人患肺病而死的悲惨境遇，以及另一位朋友的太太及萧珊等新型女性的影子，使巴金以之为原型塑造出汪文宣与曾树生这两个典型人物；师法契诃夫及《小人小事》《憩园》等小说的创作，奠定了《寒夜》的基调与氛围；而曹禺《原野》的人物模式最终塑形了《寒夜》艺术范式的人物生成。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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